網絡謠言、商譽詆毀與救濟

時間:2019-10-30 14:06:00作者:孫本雄新聞來源:正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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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聯網時代,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總會想方設法在讓投資者和消費者獲取對該企業有利之信息的同時,減少對自己不利之信息受到關注的可能。這是理性經濟人理論和人性生而自私的經濟學假設所能得出的當然結論。體現在商業競爭中,競爭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必然會竭盡全力獲取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關注。這種努力一方面表現為繼續加大對自己商譽的正面宣傳,另一方面也會異化為通過種種方式捏造、散布虛假信息,詆毀競爭對手。合法增強商譽及知名度,博取潛在消費者的關注無可厚非,但一旦競爭方式異化為商業詆毀,則不僅會影響市場的交易、競爭秩序,還可能嚴重威脅或侵犯投資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擾亂市場秩序。

  詆毀商譽型網絡謠言的危害

  詆毀商譽型網絡謠言通常存在于市場競爭者之間,其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第一,傳播速度快、范圍廣,容易在網民中形成互動,嚴重擾亂市場交易秩序的同時,損害企業的商業信譽。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幾乎人人都能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和接收者,一旦網絡謠言得到大家的關注或被有針對性地引導,通常會呈現出不受控制的特點,進而嚴重擾亂市場交易秩序,損害企業的商譽。

  第二,除少部分是為了實現泄憤或尋求刺激等目的外,絕大多數針對企業實施的網絡謠言攻擊行為,目的都在于謀取商業利益和個人的物質利益。

  第三,行為人實施網絡謠言攻擊行為的成本較低,但對企業造成的損害可能較嚴重。詆毀商譽型網絡謠言的行為過程通常表現為:捏造虛假信息——鼓動網絡水軍發帖、轉發——虛假信息產生廣泛社會影響——擾亂市場交易秩序、損害被害企業商譽。從整個行為過程看,無論是制造謠言的行為,還是散布謠言的行為,所付出的經濟成本都較小,甚至僅依靠一部手機就能完成所有行為,但對受害企業產生的不良影響往往較為嚴重。從具體數額或影響看,通過網絡謠言詆毀商譽的行為,會嚴重影響企業等商業組織的潛在收益,造成的損失動輒上百萬、千萬元,有的甚至超過億元;并且,制造和散布網絡謠言的行為,還可能影響企業的上市、股價等,擾亂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嚴重影響企業的未來收益。

  第四,詆毀商譽型網絡謠言突出表現為圍獵“商業巨頭”。互聯網時代網絡流量即意味著經濟利益。部分互聯網企業為博取公眾眼球、獲取流量,會捏造企業高級管理人員違法犯罪、違紀違規及私生活混亂等虛假信息,以獲取公眾的關注。但這種惡劣影響一旦造成,對企業及相關個人的損害是長期且深遠的,并非簡單的賠禮道歉就能消除。

  第五,通過網絡謠言損害企業商譽的行為呈現出職業化、有組織化的特點。當下,通過網絡謠言詆毀企業及其管理人員商譽、聲譽的行為通常表現為如下方式:(1)收錢發稿,通過網絡謠言惡意抹黑企業。這種行為類型通常包括“養號——收錢——發黑稿”等步驟。即先通過各種方式,增加公眾號、微博、論壇等的關注度和閱讀量,提升自媒體的知名度;通過接受其他企業或個人委托的方式,與企業或個人達成合作協議,收取報酬或勞務后,炮制不利于被害企業的言論并予以廣泛散布和傳播。就具體環節而言,行為人的行為一般表現為如下步驟:通過購買一批虛假的身份證件注冊虛假賬號;組織或聘請“寫手”捏造虛假網絡謠言;組織網絡水軍大肆轉帖或發表傾向性評論為虛假網絡謠言造勢,以增加謠言的“可信度”。可以看出,無論是網絡謠言的炮制、捏造,還是謠言的散布和傳播,都呈現出職業化和有組織化的傾向。(2)發黑稿,收錢刪帖。這種類型的網絡謠言呈現為如下步驟:行為人以捏造和傳播網絡謠言的方式吸引受害企業的關注;行為人向受害企業索取刪帖費;受害企業支付刪帖費后,行為人刪帖。這種行為類型下,無論是發“黑稿”,還是刪帖,均呈現出有預謀、組織化的特征。

  詆毀商譽型網絡謠言的治理策略

  針對網絡謠言的表現和危害,在提升社會誠信文化、政府及相關企業積極辟謠、提升企業及網絡平臺責任意識、加強行業自律的同時,從法律制度綜合治理的角度,可從如下方面展開:

  首先,民事法律制度方面,對故意捏造虛假謠言,散布、順手轉發未經核實之網絡謠言的傳播者,給他人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就網絡服務提供商而言,在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網絡謠言范圍進一步擴大的,應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一起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網絡服務的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一起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其次,行政法律制度方面,刪帖、封號、行政處罰等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網絡謠言的進一步傳播,有其積極意義,但刪帖、封號、行政處罰等行為作為一種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行為,必須遵循法不授權皆禁止的原則。具體而言,可通過法律授權的方式,為行政機關的刪帖、封號、處罰等權力的行使,設定一個列舉式的范圍,除此外,行政機關不可以隨意刪帖、封號及處罰。具體范圍上,應適當限縮,僅在有充分證據證明一般公民、法人的名譽權、財產權等受到謠言侵害,且網絡服務商拒絕采取必要措施時;或者有證據證明網絡謠言擾亂了公共秩序之時,行政機關始得擁有相關權力。此外,刪帖、封號、行政處罰等行為遵守行政程序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最后,刑事法律制度方面,可考慮在進一步完善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的同時,擴張網絡時代的破壞生產經營罪。就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而言,可從如下方面展開:一是明確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的行為方式,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散布”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即可構成該罪。二是適度提高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的法定刑。就擴張網絡時代的破壞生產經營罪而言,可從網絡時代的立場出發,對破壞生產經營罪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解釋。其一,改變過于僵化的同類解釋規則限制,對破壞生產經營罪的“其他方法”進行擴張解釋,將“詆毀”解釋為破壞生產經營罪中的“其他方法”。其二,將通過網絡謠言惡意詆毀他人,干擾他人正常生產、經營秩序和妨害業務的行為,解釋為破壞生產經營罪中的“破壞”。其三,改變將“生產經營”理解為“生產+經營”的做法,把通過捏造、散布網絡謠言形式嚴重影響他人生產、經營的行為,吸納到破壞生產經營罪的規制范圍之內。

  (作者為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博士后)

[責任編輯:馬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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